贺犁、杨健编：《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1998年光明日报出版社。
前 言
一
“五・七指示”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报告后致林彪的一封信。1966年5月6日，军委主席林彪给毛泽东呈寄一份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称报告的计划很好。他第2天即给林彪回信。信中有这样的话:“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这样的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196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五・七指示》并指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时代的新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五・七指示”的下达最终导致“五・七干校”的产生。
“五・七干校”的实施，是在批示发表两年之后即“文化大革命”开始两年之后。经过造反、串联、夺权，许多机关、学校、单位、文化部门已经完全瘫痪。干部队伍被彻底打乱了。1967年，工、军宣队进驻上层建筑，实行两派联合。解放军的“支左”，稍稍稳住了大乱的阵脚。1968年5月7日，在毛泽东“五・七指示”两周年纪念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为“柳河五・七干校”。1968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并在“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在此之后，全国范围的大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各类“五・七干校”。据有关数字披露，仅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便创办干校106所，共约10万名干部及工勤人员，5000名知识青年，3万名家属。据有关材料，我们初步估计在“文革”中全国各省市“五・七干校”下放干部达百万人次以上。
同时，全国也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从7月中旬到12月中旬，全县688户城镇居民，其中191户(共995人)分配到13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一文。在“编者按”中，又一次发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包括城镇居民、部分干部、尤其是知识青年在内的“上山下乡”运动，为“五・七干校”提供了一个广泛的社会背景。
而这时的知识阶层，经连续的持久的政治运动，已没有能力和胆识去认识自身了。因为他们也普遍接受了阶级斗争的学说。他们带着一种“原罪”感，下去接受改造。因此，“五・七干校”所呈现的场景是奇特的。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固有的人格对自我的反省，真诚地接受改造，同时试图再次寻找自己的社会位置——这是他们的历史责任感造成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残酷的阶级斗争使这一阶层在特定情况下产生异化，互相之间的厮杀形成了整体的变态。“五・七干校”演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悲喜剧。悲剧的形成可以上溯到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1957年反右运动。其原因一是外界的因素，一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历史局限。而喜剧的形成，则是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荒谬绝伦由另一渠道的排泄。
二
从六七十年代报刊中有关干校的文字记载和干校人的访谈中，可以看到，干校是从草创时期，逐渐通过组织上的完善以及生产技能的熟练，而形成了一整套“干校规则”。其中，由草创时期到波谷时期，最后进入晚期。
干校的草创时期(1968、1969、1970年)。这3年，是极其艰苦的时期。从生产上讲，许多干校提出了当年实现粮、油、肉、蛋“四自给”的口号。干校人在盐碱荒滩、丘陵平原白手起家。插秧、播种、脱坯盖房、修圈养猪、开荒种菜，为生存而奋斗。人拉肩扛的原始劳动场面或许壮观，但其中有着非常严酷的政治背景。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做“下放没好人，好人不下放”。所以大批特批“劳动惩罚论”，大讲特讲“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 。白天劳动，晚上批判。半天劳动，半天批判。忙时劳动，闲时批判。这成为干校“抓革命”的基本安排。有不少干校，匆匆选定办校地点。但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达到“扎根生存”的目的，于是迁移，再迁移。也有一些干校，因农村广阔天地之中，只有一些劳改农场或劳改农场的一部分，可以容纳成千的下放劳动者，就把校址放在劳改农场之中。有的干校是“十块钱起家”、“一块门板起家”的。干校创办初期，生产环境艰苦，阶级斗争严峻，是其共同点。
干校的波谷时期(1971、1972、1973年)。这一阶段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即“九・一三”事件之后，几乎所有的干校都从一个巅峰逐渐跌落下来。波谷时期呈现不稳定状态，政策随时在调整。这与1972年周恩来曾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有关。在1972年，提出了“批林整风”、“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以及“解放干部，使用干部”的一系列理论。但与此同时，**、姚文元大批“右倾回潮”，搞“影射史学”，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这些斗争，在被四人帮冠以“革命的熔炉、批修的战场”的干校，同样是他们用来做文章的一个阵地。除了搞阶级斗争，也批“唯生产力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并不断总结干校的生产数字，以维持与推广干校经验。但是林彪之死已使干校上自工、军宣队，下至一般干部，人心涣散；揪5·16运动停滞下来;先进与“五好”无人问津;钓鱼摸虾下棋搞煤油炉子开小灶;读历史读名著搞专业又死灰复燃。连工、军宣队也无法把握局面。
干校的晚期(1974、1975、1976年)。这一时期一方面已面临崩溃的边缘，是强行维持的。另一方面力图使其在组织上完善，理论上成熟。1974年初，江青等人发动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1975年至1976年，各大报刊先后发表了各省市(地区)“五・七干校”的干部改造成果和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为“五七道路”大唱颂歌，吹干校这一“新生事物”，“具有无穷的生命力”。为了巩固其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召开了各省、市系统干校会议。对“五・七干校”这一“新生事物”，首先作了组织上的肯定与政策上的确定。其次，鼓吹其“成就”。在思想理论上，进行了巩固和强化。
在理论上，四人帮推出一套“反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江青有句名言：“老干部75％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到走资派，是客观规律。”在大量的社论及评论文章中，不断提出铲除滋生资产阶级法权的土壤，鼓吹“五・七干校”是必由之路，肯定要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特点看“五・七干校”的历史长期性。
“五・七干校”从一条批示到一项政策，已逐渐成为一个“国家的干部制度”。
在干校晚期，有大量的干部已离开干校，走上工作岗位。相当部分没有定案的“牛鬼蛇神”留在干校继续劳动改造。同时，一批批年青的被培养接班的干部，下干校进行轮训、培训。劳动量也开始减弱、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每个省市的“五・七干校”，也有各自不同的地方政策。天津在下干校同时，就搞了“疏散下放插队”，后来在干校中期又搞了“干转工”、“干转农”。上海搞了“战高温”。其目的都是为了把一批干部处理掉。
三
干校的政策，是随着“文革”政治斗争和权力角逐而不断调整的，具有复杂的路线背景。这使干校中改造与被改造者之间的矛盾斗争，呈现出多变的、怪诞的、残酷的场景。
从政治斗争来讲，1969年前后，从批“17年黑线”及“历史反革命”、“牛鬼蛇神”的重点，转移到清查“现行反革命”这一运动。具体体现为 “抓5·16分子”。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清査“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中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由此，全国掀起了“揪五・一六运动”。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的运动。干校之间，互相传递运动经验。由军宣队坐镇，各自关起门来——其实根本不用关门，已经被圈在一起了——大揪特揪“五・一六”分子。审讯攻心检讨控诉体罚，各种批斗场景重又展示。1971年2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毛泽东批示:“照办”。这个《决定》中规定:“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这为“逼供信”行为提供了合理的借口，无疑扩大了打击面。干校出现了许多天方夜谭似的故事。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揪出的“五·一六分子”达整个人数比例的25％至30％。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300名学员，有200名被打成5·16分子。在这个运动中，许多人痛苦不堪，以死抗争。也有一部分人违心地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少数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承认强加的“五・ー六”帽子，于是便被硬性隔离审査。“揪五・一六”实际上是在左的路线下，“四人帮”搞的又一次运动。
在上海奉贤文化系统“五・七干校”，诗人闻捷自杀后，干校召开声讨闻捷大会。到会的全体知识分子和干部在工、军宣队带领下呼口号:“打倒闻捷!”“闻捷死有余辜!”在江西鲤鱼洲清华大学试验农场，劳动被当成对知识分子的惩罚。只有对工宣队表现得俯首贴耳才算改造好了。完全是一种奴化式的改造。
在劳动改造和思想批判的严酷考验下，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成为整个运动的焦点。在高压下，丧失人格与做人的尊严，相互倾轧，成为干校较为普遍的现象。这种可悲的场面，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各种方式的抵制与反抗。如:清华大学工程系的一个老知识分子拒绝下地劳动，他被人揪到稻田批斗，就用绝食表示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一个副研究员，在批判5·16分子大会中途，高呼:“毛主席万岁!”表示抗议。被逐出会场后，仍然在场外高呼:“共产党万岁！”在干校还出现了两名具有典型意义的“干校人”。
一位是70年代的布鲁诺——张志新。张志新所在的辽宁省委机关盘锦“五・七干校”，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与她同一宿舍的省委宣传部部长，自杀前，用墨汁在日常用的脸盆上，写下了“无罪”二字。这促使张志新更深入地思考“文化大革命”，进而产生了强烈的质疑。她追求真理，虽失去人身自由，仍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在干校被捕。1975年，她由无期徒刑改判为死刑。刑前被惨无人道地割断了气管。张志新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干校人”。
另一位，是诗人郭小川。他是思想逐步觉悟的典型。在知识分子寻找自我的漫漫长路中，从再改造的热情、“九・一三事件”之后的淡漠、集体的颓丧、失落和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以及再一次的热情期望，一曲《团泊洼的秋歌》，唱出了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表达了知识分子沉郁痛苦壮烈的情绪。郭小川是开始抛弃盲从，学会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社会的“干校人”。
“九·一三事件”之后，干校的政治活动成为泛泛过场。但是学习批判从未停止。只是与前期“五・一六”相比，黯淡了许多。从1972年到1976年，历经多次运动，报刊上轰轰烈烈之论，已不过是四人帮作的“表面文章”。一方面，是四人帮试图在理论上、组织上使“五・七干校”合理化、系统化，另一方面，是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进行抵制、反对和消解，最常见的办法，就是探亲“泡病号”不回干校。
干校的生产，围绕政治运动而安排。在安置下放干部的具体措施上，国家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安置费、农机费、运输费、生活补贴等等，与知识青年的安置一样，是一笔庞大的款项。至今尚未统计出为创办干校由财政方面出了多少钱数。下放干校，当年有“安家落户”一说，所以许多人卖书退房，是真正准备在干校“以农为业，以校为家”的。干校的一整套农副业生产制以及住房生活管理制，都全面搞起来，形成一套劳动管理系统。但是，随着政治的变化，政策的改动，扎根干校已经成了一句空话。尤其是某些“革命者”的双重道德标准，更使“干校人”动摇了“扎根”的决心。生产劳动渐渐松缓。到后期，则发展成吃光喝光拿光。以“自生自灭”这句话来形容干校的命运，也许是恰当的。
四
当年的“干校人”，却并没有如“四人帮”指望的那样“自生自灭”。他们顽强地活下来了，并且没有“淡忘”那一段历史。
“红学家”俞平伯，带着妻子，在河南信阳东岳镇上，为干校盖房搓麻绳。年近七旬的作家巴金，在上海文联干校运粪水。舞蹈家吴晓邦，是直接从“牛棚”下到干校的。美术家蔡若虹、华君武和美学家王朝闻，在团泊洼被大家称做“蔡华王”（菜花王)。电影理论家钟惦棐、剧作家吴祖光、戏曲史家张庚、画家丁聪，都在团泊洼当过“粪夫”。学者钱钟书、吴晓铃，在河南信阳烧过锅炉，原体委主任李梦华在山西屯留干校拉运沙子。作家韦君宜在湖北咸宁干校拿出五千元存款，让干校买牛，换以人拉犁。……凡亲历过干校的人们，他们不会忘记身边发生的这一切。他们所讲所述，无一不是真实的感受。他们对干校的认识，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回顾，没有任何保留。尤其是事隔20年之后，许多的反思与真知灼见，便在采访中流露出来。这是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命运、对这个阶层的命运思考的积淀。作为采编者，我们完全忠实于他们的回忆，在整理编撰的过程中，绝对没有加以任何虚构。因此，这部口述实录，不论谈及干校或长或短，全是他们记忆中最清晰的一段。也不论严肃琐碎嘻笑怒骂或不动声色，都是他们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
正因为是个人经历的讲述，其中一些话语，由于讲述者本人的经历和当时所处的环境，是完全合理出现的。我们决定不做删改。同时，也由于个人的局限，看问题看他人的角度不同，所以在涉及某事某人时，每个讲述者都有自己的“版本”。我们无法一一考证，也无意为他们所讲述的某个事件做出结论。只要事实存在，读历史的目的便已达到。
另外，其中涉及某些被具体评判的对象，我们考虑到当事人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做了必要的回避与文字处理。
五
“五・七干校”是研究中国当代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研究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整个民族文化的主要承载者——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所经历过一次特殊遭遇、再生与自我反省的一幕。
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成为了当代社会进程中的一个焦点。
这一场环绕着剥夺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改造运动，揭示了中国当代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权力持有者与继承了中国儒家传统血脉的中国知识阶层之间深刻的矛盾。由此，“五七干校”演出了许多荒诞、惨烈、丑恶的故事，人性在那里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构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