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革期间，因只发给生活费，难养五口之家，营养不良而劳动繁重，经常蹬三轮车去大郊亭拉五袋洋灰回沙滩红楼，往返三十多里。至一九六九年肺病复发（“三反”冤狱，还感染上肺结核，释放后治疗一年始愈），且有空洞，医嘱卧床休养。军宣队则勒令必须于十月一日前随同文物局系统下放湖北咸宁干校。
到干校后，先分配看守菜地，随即参加开畦种植。有一天看见田埂上一株油菜遭风雨袭击，根大半外露，茎亦已伤折，但金黄色菜花开得十分灿烂，有的已经结子。我因它而受到激励，口占小诗：
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
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
从此我坚决仿效“菜花精神”，顽强面对现实，不仅要生存下来，还要为人民、为国家勤奋工作，做贡献，出成果。有此精神支柱，居然在艰苦环境中战胜了病魔。到了一九七一年，每天竟能从低洼的水塘中挑一百多挑水浇菜地。军宣队司令在一次对全干校的讲话中说：“你们死了心吧，别想回北京了，把老骨头扔在此地吧！”他自喜已经完成一项“伟大的革命工作”——为一大批来自首都的“牛鬼蛇神”找到了葬身之地。没想到连我这个有肺空洞的病号也能康复，最终返回了北京。当然我是幸运者，死在咸宁、没能回北京的也颇有人在。
“菜花精神”成为我终身的座右铭。天假我年，从干校回京后又争取到三十个春秋。已经出版的约四十种著作，绝大多数是在这些年里完成的。
二
老伴袁荃猷的工作单位是中国音乐研究所，也属文化部系统，但干校不在湖北咸宁，而是由天津宝坻迁至团泊洼。一九七〇年五月，该校团部发来电报，告我“荃猷病危”。因无一语言及病情，我猜测不是患了急症，就是发生意外，故焦虑万分。承蒙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先生和北京图书馆冀淑英研究员同情我的处境，欣然借钱给我，才凑够车票费用。但向军宣队请假，以我尚未“解放”为由，坚决不批准。一周后收到荃猷二姐来信，告我所患为精神分裂症，已住入安定医院，似无生命危险，我始稍安。半年后荃猷清醒过来，重返干校。
一九七一年，咸宁干校多人获准离校探亲。我再次申请，仍不批准。
一九七二年，因查明有一个与我同姓名的人曾参加过国民党，与我无涉，才宣布我被“解放”，并批准去团泊洼干校探亲。不料见到荃猷的次日，就收到三封加急电报，命立即返回咸宁。待我询问原因时，军宣队只说“需要”两字。过了两三个月，我连连长（由我所同事担任）透露，只因军宣队看到报上有美国官员黑格来华的消息，怕我和他联系上，所以命令速返。我不禁大笑，一个区区从事文物研究的工作者，只不过在三十多岁时曾出国参观过博物馆，竟能结识现在当政的美国政府要员？军宣队岂不是太抬举我了！别说是黑“鸽”，就是白“鸽”我也不认识。时连中传为笑谈。
三
到了1972年，不少人陆续调回北京，每连只有二三十人。食堂粮油满缸，白糖盈坛，圈中肥猪头数不减，常用猪肉换来鱼鳖，故生活大有改善。此时已无人劳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则春挖山坡上的兰草，秋寻栎根上的灵芝，貌似逍遥自在，而实忧心如焚。时光流逝，岁月蹉跎，难道大好年华，竟被如此浪费掉了？也有诗为证：
春搴兰草秋芝草，朝啖团鱼暮鳜鱼。
日日逍遥无一事，咸宁虽好却愁予！
按：“愁予”一词出自《离骚》，屈原正是用此二字来表白心态的。
本文选自《北京文史资料》第69辑，其中前两记被收入《锦灰三堆》一书，题为《咸宁琐记》。
